電視劇《長安的荔枝》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，以唐朝荔枝轉(zhuǎn)運為背景，講述了小人物在官場與命運中的掙扎與堅守。從小說到劇集的改編過程中，敘事重點的調(diào)整引發(fā)了觀眾的廣泛討論：一方面，劇集通過精心的角色塑造和巧妙的情節(jié)設計，強化了個人英雄主義色彩，極大地增強了戲劇沖突，使故事更具觀賞性；另一方面，這種改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對大唐官僚體制的深刻批判，將原本宏大的社會敘事轉(zhuǎn)化為更具煙火氣的個人奮斗故事。

從長安到嶺南

文｜王汝冉

由“荔枝煎”變?yōu)椤袄笾︴r”，一字之差，輕如鴻毛，落在李善德肩膀上卻有千斤之重。荔枝在此刻已經(jīng)不再只是一種水果，而是變成“權力的游戲”的象征。電視劇《長安的荔枝》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，講述了李善德化身“快遞小哥”跨越五千里送嬌貴之果的故事，在“荔枝一日色變、兩日香消、三日味隕”的嚴峻條件下，他與天時競速，與人心周旋，以保證荔枝以“鮮”活之態(tài)進入朱墻。

《長安的荔枝》在色彩的運用上大膽而精妙。全劇色調(diào)明亮飽滿，勾勒出盛唐飄零前最后的輝煌光景。無論是人物身上的華服，窗外的斑駁光影，還是日光下熠熠生輝的長安宮殿，巍然矗立的宮墻，無不在精心調(diào)配的色彩中煥發(fā)生機，溫潤著觀眾的眼眸。更妙的是，色彩在這部劇中遠不止于簡單的裝飾——李善德褪色的衣服訴說著他勤儉的性格，造反失敗的何刺史一身紅衣，成為黑夜中最扎眼的存在。

該劇對色調(diào)與光線的駕馭同樣令人稱道。嶺南酷暑的蒸騰熱浪，借橙紅的暖調(diào)得以傳遞；當李善德的荔枝轉(zhuǎn)運之路峰回路轉(zhuǎn)，取得進展時，溫暖的色調(diào)也如希望之光般鋪展開來。當鏡頭轉(zhuǎn)向人物，深邃的冷調(diào)將人性的溫度剝開，眾人從利己角度出發(fā)彼此算計，互相猜忌。該劇在冷暖交替間，不僅區(qū)分了時空，更映照著人心的明暗與世態(tài)的炎涼。

《長安的荔枝》以其別具一格的拍攝手法脫穎而出。在拍攝云清兒時的回憶時，長鏡頭的巧妙運用，在將武打戲的驚心動魄、行云流水包裹其中的同時，又使得畫面一氣呵成，讓觀眾的心緒跟隨鏡頭沉浸在那座光影搖曳的古老客棧里。故事行至雙層甕，導演更是獨具匠心，他將觀眾的視點置于甕身之上，以獨特的視角，引領觀眾經(jīng)歷它誕生、海運、歷經(jīng)戰(zhàn)火抵達長安的漫漫旅程，這種奇妙的代入感，賦予了雙層甕生命般的溫度。而劇中那些被網(wǎng)友笑談為“導演沉醉于自我藝術”的片段，實則奠定著整部劇詼諧的氣氛，何刺史斗雞一場戲，充斥著天馬行空的想象力，人物臉上涂抹著艷麗妝容，身著夸張奪目的服飾，動作間盡顯滑稽姿態(tài)，整個場景被一種強烈的抽象意味貫穿，在色彩與形態(tài)激烈碰撞中，營造出怪誕又引人入勝的視覺奇觀。

如果說斗雞為該劇奠定了詼諧的底色，那么結(jié)局處鄭平安打在狗兒臉上的耳光，則擊中了觀眾心底最柔軟的地方。當鄭平安化作一縷幽魂，與鯽三公子重逢，導演給出一個布滿血跡的刀鋒特寫之后，狗兒默默立于他的身側(cè)。此刻，主仆的界限已然模糊，一種近乎父子的羈絆在無聲流淌。導演摒棄了慣常的哭喊式的悲情表達方式，選擇用克制的筆觸，反而更精準地穿透了表象，直抵觀眾靈魂深處，在震撼中為狗兒和鄭平安畫上了句號。

《長安的荔枝》借一樁看似荒誕的荔枝轉(zhuǎn)運差事為引，實則剖開了封建社會的層層積弊。主角李善德正是全篇最牽動人心的一筆。一紙貼黃，他便懵懂地接下了這催命的差事。當他人勸他趁亂斂財，或暗示他棄職潛逃時，唯有他守著那份近乎迂拙的初心。這份對于女兒的愛，對于自己良心的守護，在他絕望的深淵中，撐起一盞微弱卻不肯熄滅的燈。

劇作給出了一個慰藉人心的結(jié)局：李善德遭貶黜，終得歸隱田園，得到了最適合他的生活。他給予觀眾的啟示，遠不止于“堅守良心”的道德箴言，而是需以真才實學立身，在機遇閃現(xiàn)時，有當仁不讓的膽魄，唯有將苦心的“鉆研”、應變的“能力”、堅守的“本心”與破局的“勇毅”融為一體，方能辟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前路，讓心中的燈火照亮一方天地。

（作者為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研究生）

敘事重點的偏移

文｜齊瑞嵩

杜牧的一句“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”，讓作家馬伯庸寫出了小說《長安的荔枝》。但改編的劇集《長安的荔枝》并非完全忠實還原原著小說，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之上，增添了一些極具個人魅力的角色，分移了整部劇的敘事重點，在講述“程序悲劇”的過程之中又加入了“為父報仇”這一條極具戲劇色彩的敘事線索。不可否認，這條線索的加入，使得整個故事的敘事更加適合熒屏，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(nèi)將那段歲月的平仄完整展開，但同時，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對于大唐官僚體制的批判色彩。

在原著小說中，李善德接下“荔枝使”這一差事，原本并無波瀾，但在劇中，導演為了闡述“轉(zhuǎn)運荔枝”的困難之處，先是讓敕令在長安一百零八坊中“轉(zhuǎn)運”，“轉(zhuǎn)運”至李善德所屬的上林署時，以李善德太過“能干”為由，其眾多同儕一起設計，讓李善德遭受坑騙領了敕令。劇中的改編不可謂不巧妙，借助“眾多衙門都不敢接”“同儕齊心協(xié)力設計”等情節(jié)，將“嶺南轉(zhuǎn)運荔枝”一事的困難程度凸顯出來，極大程度上體現(xiàn)了戲劇沖突的合理性。

但也是由此開始，劇版《長安的荔枝》開始向著“個人英雄主義”的方向滑動。原著的核心在于通過“轉(zhuǎn)運荔枝”這件小事，折射出整個華麗盛唐面具下的危機。劇版《長安的荔枝》在熒屏上獲得成功的同時，卻忽略了原著的核心，將敘事的重點放在了人際關系的斡旋之中。這種敘事重點的偏移，使得劇集從一開始，就將“個人英雄主義”色彩賦予了李善德，將其放在一個“窮途末路”的牢籠之中，開始渲染李善德這個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掙扎，逃出一片生天。

為了迎合熒屏上的戲劇沖突，劇版《長安的荔枝》還加入了許多新的角色，如鄭平安、阿彌塔等角色，這又進一步稀釋了“轉(zhuǎn)運荔枝”這一核心沖突的權重，并再度將敘事重點轉(zhuǎn)移。在加入鄭平安這角色后，借助鄭平安在嶺南縱橫捭闔，逐步站穩(wěn)腳跟的過程，強化了劇集的戲劇沖突，卻削弱了李善德與地方官僚的“爭鋒”，并將這部分“爭鋒”轉(zhuǎn)接到了鄭平安的身上，賦予了鄭平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。這種處理方式在這部劇集中并不少見：認賊作父的阿彌塔、流連斗雞坊的藍哥，都是圍繞著這樣的矛盾沖突去塑造角色，在多個類型的矛盾沖突之種，幾個角色共同產(chǎn)生合力，將情節(jié)推動下去。

這種改編方式增強了劇集的可觀賞性，卻背離了原著的核心精神，將原著中想要掙脫盛唐中“程序悲劇”的反叛精神替換成了“冤冤相報”的落俗劇情。

當然，劇集《長安的荔枝》將現(xiàn)代意識注入古代時空的幾點創(chuàng)新，還是讓人頗感驚喜。比如劇中對于斗雞場景采用擬人化的表達，將斗雞轉(zhuǎn)化成人與人之間的武打場面，極大程度上擴充了視聽語言的表達；在腐壞的荔枝送至貴妃生辰宴會時，借助角色之口，給貴妃一個開口辯解的機會，顯示出十足的歷史溫情。除此之外，在劇版《長安的荔枝》中，全片結(jié)尾所采用的“破次元壁”式的表達，在影視敘事的探索上也是獨辟蹊徑。